“胎教”在今天是個時髦概念，人多以為是西洋舶來品。其實胎教在我國古已有之，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。我國古典意義上的胎教不僅僅是一種方法，也不僅僅著眼于幼兒的身體健康，而是更多地體現(xiàn)著華夏文明的政教傳統(tǒng)，以培育士君子的高貴人格為導(dǎo)向。

　　“胎教”與古典政教傳統(tǒng)

　　古人對未來的王者的降臨懷有極其莊嚴的態(tài)度

　　先秦典籍《青史子》中已有對胎教的記載：“古者胎教，王后腹之七月，而就宴室（側(cè)室——引者注，下同）。太師持銅（樂器）而御戶左，太宰持斗（食器）而御戶右，太卜蓍龜而御堂下，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內(nèi)。比及三月者，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，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(xí)；所求滋味者非正味，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(diào)，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。”可見，古人對未來的王者的降臨懷有極其莊嚴的態(tài)度，王后的一舉一動無不切合一個“正”字，處處切合禮法。

　　漢代尤其注重對“胎教”的論說，《大戴禮記·保傅》云：“《易》曰：‘正其本，萬物理。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君子慎始也……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，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，兩者不等，各以其母……胎教之道，書之玉板，藏之金匱，置之宗廟，以為后世戒。”又云：“周后妃任（通妊）成王于身，立而不跂（一作跛），坐而不差，獨處而不倨，雖怒而不詈，胎教之謂也。”《大戴禮記》先申述胎教的理據(jù)：一是慎始，良好的開端無比重要；二是母親的品性直接決定了子女的品性，“宗法”的意義由此凸顯。繼而以上古賢后為例，說明唯有母親的儀態(tài)端正，才能確保孕育出的子女品性之端正。

　　胎教是培育德性的第一步

　　漢儒為何要如此隆重地推崇“胎教之道”，乃至要“置之宗廟”，上升到國家法典的層面？《保傅》篇的開頭告訴我們：“殷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，周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，秦為天子二世而亡。人性非甚相遠也，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？其故可知也。”可見此篇意在闡明，國家的政治品質(zhì)從根本上取決于君主的德性，而在“人性非甚相遠”的前提下，德性只能靠后天的教化來造就。因此，胎教是培育德性的第一步，是未雨綢繆、固本培元的手段。賈誼《新書》有專章論述胎教之道，與《保傅》大體相同，文繁不錄。

　　劉向《列女傳·母儀傳》也舉了上古賢后胎教的例子，只不過主角由成王之母換成了文王之母。《列女傳》接下來說：“古者婦人妊子，寢不側(cè)，坐不邊，立不蹕，不食邪味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，目不視于邪色，耳不聽于淫聲。夜則令瞽誦詩，道正事。如此，則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必過人矣。故妊子之時，必慎所感。感于善則善，感于惡則惡。”除了對孕婦儀態(tài)的要求更為嚴格外，對胎教的意義也闡述得更加明白。母親之所以要慎于所感，是為了養(yǎng)育出才德過人的子女。

　　《韓詩外傳》卷九舉了孟子之母的例子：“（孟母）曰：‘吾懷妊是子，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，胎教之也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對此的評價是：“言賢母使子賢也。”可見，養(yǎng)育子女的過程同時也是教育父母的過程。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(xùn)·教子》曰：“上智不教而成，下愚雖教無益，中庸之人，不教不知也。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，懷子三月，出居別宮，目不邪視，耳不妄聽，音聲滋味，以禮節(jié)之。”更是突出了“教化”對于人格養(yǎng)成的意義。降及唐代，猶可見胎教的記載。《貞觀政要·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》載唐太宗謂侍臣曰：“古有胎教世子，朕則不暇。但近自建立太子，遇物必有誨諭。”可見唐太宗雖然不暇胎教，但總算記得這一古老傳統(tǒng)。

　　以上就是我國古代文獻中對“胎教”的記載，比至今日，為古代王室和貴族所推重的、以禮樂教養(yǎng)為基本規(guī)范的“胎教之道”已經(jīng)飛入尋常百姓家。然而，我們今天的父母能否首先進行自我教育？能否繼承古人賦予胎教的精神品質(zhì)？這應(yīng)當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