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“二胎”的放開，現(xiàn)在懷孕的婦女比往年同期增加不少�，F(xiàn)在很流行胎教，于是很多人以為胎教是新時代的新鮮產物，甚至以為是從國外傳來的新醫(yī)學觀念。事實上，中國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有胎教。周王室在尚未取代商王朝之前，已經是一個文明程度很高的宗族。

　　根據(jù)《史記》記載：“太任之性，端一誠莊，惟德能行。及其妊娠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淫聲，口不出敖言，生文王而明圣，太任教之，以一而識百。卒為周宗，君子謂，太任為能胎教。”在周文王的母親太任懷孕的時候，非常重視胎教的作用。她在孕期不看不雅的場景，不聽淫逸無禮的聲音，不講傲慢自大的言語，言行端莊，所以文王生下來就非常聰明，圣德卓著。太任教他一，他就識得百。君子贊嘆說，這都是因為太任的胎教做得好。文王能夠成為圣德的先君，奠定周朝800年不衰的基業(yè)，這與母親太任給予的良好胎教是分不開的。

　　武王妃邑姜也很重視胎教。成王的母親邑姜孕育成王的時候，站立時從不一腳支地，坐著時從不歪著，一個人獨處時也不散漫放肆，生氣時從不出口罵人。中國人歷來重視開端、伊始，所以在子嗣方面，尤其重視胎教。

　　在《大戴禮記·保縛》也有這樣的記載，從“胎教之道，書之玉板，藏之金柜，置之宗廟，以為后世戒。”周朝有明確規(guī)定。王后有身瑞，七月而就蔞室。太史持銅而御戶左，太宰持升而御戶右。此三月者，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，則太師撫樂組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，則太宰倚升而言曰：“不敢以侍王太子。”由于王后承擔著生產“王子”的重任，吃飯時左有太師彈奏音樂，右有太宰侍奉菜肴。如果王后因懷孕而心情不好來點非禮樂或者辛辣生冷的口味時，太師會以“不習”謝絕，太宰干脆以“不敢”搪塞。

　　西漢的學者劉向認為，胎兒能夠感知母體內外的一些刺激，因此孕婦的身心愉悅對胎兒的發(fā)育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。胎教的目的在于“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必過人矣。”因此，母親懷胎后要注意“慎所感”，以防胎兒通過母體對外界事物產生不良感應。他說：“妊子之時，必慎所感，感于惡則惡。人生肖萬物者，皆其母感于物，故形音肖之。”他認為人的本性與世間萬物是相通的，因此女子在懷孕的時候，一定要注意自己所想和所做的。言語行為如果與善相應，就生出良善的孩子，如果與惡相應，就生出不善的孩子。兒女的性情容貌和萬物相像的，都是母親與萬物相感的結果。

　　東漢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在《論衡》中也認為，人之性所以有賢愚善惡，并非天意所致，而是人在受胎時所察受的天性有厚有薄，“故性有善有惡也”。他說：“稟得堅強之性，則氣渥厚而體堅強，堅強則壽命長，壽命長則不滅死稟性軟弱者，氣少泊而羸窳，羸窳則壽命短，壽命短則早死。”據(jù)此，他提出：“稟受其氣故巧于御。”主張在受精懷胎時就要是胎兒“稟得堅強之性”，否則“生子不備，必有大兇，聾、盲、氣遭胎傷，故受性狂悖。”

　　在《顏氏家訓》在首篇中就開門見山教子孫如何胎教：“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，懷子三月，出居別宮，目不斜視，耳不妄聽，音聲滋味，以禮節(jié)之。書之玉版，藏諸金匱。”意思就是，按照古代圣人的做法，懷孕三個月，胎兒定型了，就將孕婦單門獨院地安排一個環(huán)境，孕婦所見所聞所食用，都是“綠色”的、健康的，墻上最好掛些名言警句，房里最好擺放上文房四寶、經典名著，給孕婦營造一個好的人文環(huán)境。歷代醫(yī)著和醫(yī)家對于“胎教"的內容也有很多記述。

　　《黃帝內經》中曾談到孕婦七情過激造成嬰兒先天性“胎病”的內容；北宋時醫(yī)家徐之才撰寫《逐月養(yǎng)胎法》，從醫(yī)學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內容并對其加以解釋隋代時巢元方等所撰《諸病源候論》卷四十一《妊娠候》中也有許多關于胎教的內容唐代時孫思邈在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對胎教的內容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和論述；宋代陳自明撰著《婦人大全良方》，其中卷三十用一卷專篇來論述“胎教”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中國在古代對"胎教"就有了比較全面系統(tǒng)的認識，既有理論的指導 ，又有實踐的總結。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注重血脈傳承的民族，注重”胎教”，培育優(yōu)質的后代，這樣民族才有未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