盡管“安樂死”在荷蘭、日本、瑞士等國家已經合法化,但在我國,“安樂死”是違法的,我們依然尊崇生命權至上原則。因此,鄧某幫助母親“安樂死”已經觸犯了法律,受到法律制裁在所難免。
但是,即使鄧某涉嫌故意殺人罪成立,在量刑定罪上,也應根據實施犯罪的具體情況酌情判決。以身試法理所當然獲罪,這體現(xiàn)了法律的神圣與威嚴,而酌情判決體現(xiàn)法律“寬嚴相濟、罰當其罪”的原則以及人性化一面。
鄧某細心服侍患病母親十多年,遠遠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孝順,其至誠至孝鄉(xiāng)鄰有目共睹?梢韵胍,這樣一位大孝子,面對母親十多年遭受疾病折磨卻又無法解脫的無奈,其內心也在經受怎樣的煎熬?“在母親的不斷請求下購買、喂服母親農藥以幫助母親自殺、脫離疾病的折磨”時,作為兒子的鄧某,其身心無疑承受了法律、倫理、道德、世俗等多重拷問。
鄧某“以身試法”的目的只有一個:那就是幫助母親擺脫疾病長久折磨的痛苦。
鄧某助母親“安樂死”,與悲情母溺死腦癱雙胞胎何其相似,相對于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故意殺人行為,鄧某與悲情母親韓群鳳一樣——主觀惡性相對較輕,社會危害相對較小,而且都是為了幫助骨肉親人擺脫活著的痛苦。法律判決均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犯罪情節(jié)較輕的情形,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量刑——既然韓群鳳已經獲輕判,鄧某也理應得到相同量刑判決,況且鄧某還不是主動犯罪,而是在患病母親反復請求下被動實施。
筆者相信,只要“安樂死”不入法,像這樣讓人們在法律與人情之間無盡糾結的案件,還會繼續(xù)出現(xiàn)。與其不斷讓民眾不斷糾結,不如盡快將“安樂死”入法問題盡快列入議事日程——因擔心有人“被安樂死”而忽略相當一部分人的合情合理選擇,是典型的因噎廢食或者說顧此失彼。